7年迁出7000家企业 北京还有吸引力吗?

2021-09-15 23:54:54 jinqian 32

据富达娱乐平台;企业外迁也是城市产业腾笼换鸟的过程。随着北京产业结构愈发明晰,如何用强劲的科技创新实力赋能北京、河北和天津的企业,可能是破解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一个关键命题

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,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不总是一成不变。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近期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,过去四年,673家高新技术企业迁出北京,南京、徐州、苏州、海口、宿迁是它们主要的目的地。

这一度让许多人生发感慨:北京已经留不住企业了吗?

过去一年,在普华永道工作的林晓经手最多的项目,便是协助北京的投资公司、事务所将部分业务迁往海南。“海南现在要发展金融中心,先去抢占一份市场。而且海南税收优惠力度非常强,大部分的企业所得税是15%,其他地方是25%,在那边设立一个比较核心的部门,能提高收益率。”林晓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
即便抛开税收考虑,从居家生活的角度来看,北京的短板也不言而喻:每年超过10万人申报积分落户,最终名额仅约6000个;按人均租住面积20平方米算,五环内卧室单间租金每月大多在3000元以上;动辄47分钟的单程通勤时间、抢破头的教育资源,也迫使许多人在工作一定年头后开始考虑离开北京。

进入“十四五”时期,各省各地都在强调回归制造业和实体经济。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16年-2035年)指出,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。“经济中心”并不在列。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开始强力推进后,京企外迁开始加速。有数据显示,从2014年到2020年,京企一共迁出7009家。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曾在2018年发布北京市市场主体发展分析报告,公布了外迁企业的数量、行业等情况。2018年北京有780家企业外迁他地。河北和天津截留四分之一,近五成企业蛙跳他省。

2014年以后,北京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约3000家,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约1000个。蓝天取代了雾霾,污染天气出现的频次大幅下降,但菜市场、小摊贩的市井烟火气也少了很多。

河北香河县机器人小镇内一家来自北京的包装企业,工人在车间的生产线上工作。图/ 新华

界面新闻梳理,清北毕业生留京率已不足两成。2013年到2019年,北大本科生留京率从71.79%降至16.07%,清华从30.7%降至18.20%,越来越多应届生前往广东寻找工作机会。类似的,不少企业的步子也一路向南,机构部门扩张比起京津冀更偏好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,这背后的脉络远比人员的流动更为复杂。
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陆军向《财经》记者指出,过去几年,北京市政府通过疏解、转移、促提升等途径,进行城市的产业升级、结构调整和城市更新,城市人口规模下降了,城市环境也大为改观。但现在北京出现商业不发达、人口老龄化、缺乏市场机制等现象。城市治理如果过度依赖行政手段,可能抑制市场作用,造成“双失”,即低端企业走掉了,高端的要素没有进来。

北京是中国少有的减量发展的城市。北京及周边的天津、河北能否留住企业、发展好产业,与北方经济未来的命运紧密勾连。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向《财经》记者表示,如何用北京强劲的科技创新实力赋能北京、河北和天津的企业,可能是破解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一个关键命题。

“生态和交通都是花钱,花钱就能把路修好、把空气治理好,但是真正能挣钱的事应该是产业。如果产业不能做起来的话,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经济还在下滑。能挣钱的不起来,花钱的哗哗往外花,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。”叶堂林说。

北京通州区的张家湾工业区紧邻著名的“睡城”燕郊,临近河北。

8月中旬的一个炎炎夏日,老牌纺织企业铜牛公司占地8万平方米的厂区大门紧闭,静悄悄。周围几家小规模的幕墙装饰、五金制品公司,紧挨着的方和正圆工业园还在照常运营。临街路边,开着几家东北菜馆、便民超市、手机门店,恍若中国某座偏远县城。与前几年相比,现在,安静是这片区域更好的注脚。

这几年,作为通州第一大工业重镇,张家湾清退停产了上千家工业企业。这里原先有17个工业大院、1000余家工业企业,涉及金属制品、家具、化工、纺织服装、印刷、医药等行业。通过“先停后治”,到2018年仅剩70家在产工业企业。

铜牛公司的生产线早已迁往了外地,留在老厂区的员工不多。规划中,铜牛公司老车间要配备上咖啡吧、美食餐厅,改造成北京未来设计园区。目前,建设尚未完毕,厂区四周被施工牌包裹了起来,间或有两名员工从大楼走出。

周围的工业用地被改建为公园,进行房地产开发。往市区方向走,不远处的绿心森林公园去年刚开园,面积约为3.8个颐和园。这一带,许多崭新的住宅楼拔地而起,一些楼盘正在动工修建,底商大多处于空缺状态,商业气息还很薄弱。

迅猛的转变始于2013年。为了严控PM2.5,北京出台“空气十条”,即《北京市2013-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》,要求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退出。同年,北京调整退出工业污染企业288家,集中在建材、化工、铸造、电镀等行业。

往更早追溯,北京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速在2011年出现下滑,调整产业结构也成了必然趋势。2014年,北京开始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疏解非首都功能。当年,北京便关停退出铸锻、建材、化工、包装及印刷等12个行业共392家污染企业。

卡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这波腾退浪潮中离开北京的。

这家公司2009年成立于北京,主要从事结构加固、路桥养护、建筑及桥梁工业化等领域的新型材料产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及配套技术服务。起初,企业规模小、缺少技术,承诺所在北京某工业园区的安全许可等资质一直办不下来,于是考虑更换其他园区进行生产。

董事长丁忠文向《财经》记者回忆,在考察过程中,很多人建议,除非是真正的高科技企业或是一些特殊行业,最好不要留在北京。否则,将来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在北京很好地发展。于是在2013年,卡本公司搬到了天津武清区。

天津和河北是承接北京产业疏散的两大主要区域。仅2021年上半年,天津滨海新区就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585个,其中不乏来自国企央企的项目。

河北保定市白沟新城承接了北京部分服装市场的商户外迁。图/ 新华

2014年起,天津以滨海新区等“1+16”承载平台,对接引进来自北京的企业与项目。2018年,天津推出“海河英才”行动计划,大幅降低人才落户天津的门槛,累计引进各类人才40万人。2019年,天津出台新政针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项目,为非天津户籍的职工提供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的政策优惠。

在天津,卡本迅速转变为一家拥有技术、品牌的高新技术企业。正好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,大量存量建筑物和公共设施的使用年限已达到30年至40年,生命周期和各项功能到了衰退期,改造、维修、加固等需求应运而生,因此身处传统行业,卡本也能拥有一片相对朝阳的前景,并逐步成长为天津市的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。

但是,新问题很快出现了。企业需要不断开拓市场、增加产品线。“产品有生命周期,比如产品老化了,已经没有竞争力了,就要升级、延伸。这个时候,如果政策不批新项目的话,就没法生产。”丁忠文介绍,由于新的产品线和业务线不符合武清区相关环保规划,卡本又于2018年搬到了政策相对宽松的天津西青区。

卡本公司环保费用每年约两三百万元。公司规定,但凡有人就必须开环保设备,但凡有设备在启动,就必须开环保设备。除了政策要求,还有卡本的本硕员工占比已经达到90%的缘故。“不能让我们的员工感觉这个企业没有责任感,企业明知有规定还故意去违反,这是起码的一个认知或者文化的问题。”丁忠文说。

即便如此,在招聘人才的时候,卡本公司仍然面临一些突发状况。这家研发型企业青睐天津高校的硕士和博士,但中小企业欠缺很强的平台和薪酬竞争力,天津的吸引力也不如某些城市。“我们校招跟一些研究生签订了三方协议,他们得到了上海深圳、北京、成都或者武汉的offer后,跟我们毁约概率很高。”

除了人才要素,京津冀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相对也不那么完备。卡本公司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生产,一名普通技工年产值可达上千万元,生产效率很高。但他们如今使用的原材料大多来自于江浙沪等南方地区,得先运到天津研发生产成商品,再卖到江浙沪、广东、福建等更南的地区,一来一去,也暴露出效率和成本的劣势。

“我们其实非常希望本地化采购,可以带动地方的产业。虽然带动力不大,但是有一点算一点。”丁忠文说,另一面,企业内部的质量体系决定产品需要保证品质、对客户负责,而本地的配套产业不健全、标准不够高,质量风险可能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,在成本、技术上也缺少相对优势。因此,本地化采购其实很难。

这并非卡本公司一家面临的难题。同一类产业集中能够产生集聚效应、降低成本,得到相应的专业人才。如果产业集聚程度很高、产业链条发展很完善,企业获得的机会就越多。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少国向《财经》记者指出,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产业集群、企业集群的集聚规模和质量提升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

曾经,京津冀的工业配套完善得惊人。1980年,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,北京有149个。天津、唐山也是制造业重镇,京津唐工业基地构成了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。但从2014年起,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》开始实施,禁限行业占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比重达到55%。

“这些年,北京传统的制造业逐步退出,特别是许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制造业都退出了。”北京市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弘向《财经》记者介绍,现在,这一地区存在技术工种不全、配套成本相对较高、效率相对较低等问题。而新型产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起来,已经培育起了一个强有力的产业集群。

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曾在国新办举行的北京、湖南、安徽自贸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发布会上表示,北京将助力推动京津冀形成统一开放市场。加强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技术市场融通合作,对有效期内整体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保留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。

天津滨海-中关村科技园2016年揭牌,由京津两地携手打造,园区新增注册企业超过1200家,其中来自北京的超过280家。前不久,叶堂林去参观了一家无人机企业。这家公司将研发设计放在京津冀,制造落在长三角。无人机外壳使用碳纤维材料,形状不规则,需要一次成型,在京津冀找不到能实现这一要求的厂商。

叶堂林说,珠三角有惠州、东莞、佛山这样的制造业城市,只需一张图纸,半个月就能生产出样品。长三角的苏州、昆山制造业也非常强,但京津冀没有如此强的配套制造业优势。现在,市场上产品更新迭代非常快,从推新到被淘汰可能就一两年的时间,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不具备将设计快速产品化的优势。

实际上,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主要是将一般制造业,特别是高耗能、高耗水产业疏解出去。此外,还有区域批发市场和专业物流中心、医疗教育与公共服务。《京津冀发展报告(2021)》指出,从2015年-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产业链演化的实际情况看,早期“支链”中缺乏的枢纽型节点行业尚未得到有效补齐。

而上述《报告》指出,目前,京津冀产业结构错位。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,现代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成为主导力量。天津处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演进阶段,基本实现了技术集约化和产业高端化。河北仍处于工业化爬坡中期,造成京津冀三地总体产业梯次结构不明显,上下游关联程度不高,三地产业对接困难。

协调区域的产业发展并非易事。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,明确将通州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作为北京新的两翼。近年来,北京市级机关35个部门共1.2万人搬入通州办公。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后,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开通,中央在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、总部企业、金融机构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不断入驻。

然而,新城的建设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。目前为止,多中心的策略还未显现出特别突出的成效,学界围绕北京的疏解策略也存在较多争议。

陆军说,北京现在试图建设多中心的城市,主城区有金融街、CBD等商务中心,现在又建成了通州副中心和雄安新区,但这些增长中心之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进一步培育,中心和外围间的经济联系和功能衔接仍需加快推进。反观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经通过市场型的合作,实现了产业互补、错位分工和更紧密的互补联系。

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孙斌栋向《财经》记者指出,北京疏解大的方向是对的,但次中心不能离北京市太远。多中心的成功有一定条件,即多个中心都要实现职住功能均衡,如果在一个中心上班,在另一个中心居住,反倒适得其反,比单中心还要糟糕。“世界上多中心成功的案例可以说寥寥无几,因为对政策的要求特别高。政府要做的就是模拟市场,无限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。”

即便构建起多中心,制造业的区域分布也要遵循更为复杂的市场规律,涉及人才、原材料、销售市场等方面的综合影响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,依托京津、京保石、京唐秦等主要通道,推动制造业要素沿轴向集聚,协同建设汽车、新能源装备、智能终端、大数据、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链。但现在,京津冀地区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正在加速流失,实现规划的复杂程度可能要比制定规划高。

《2020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》显示,2016年-2019年京津冀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-0.4%、-1.9%、-2.9%、-4.0%。排除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严控人口的影响,津冀人才流动也从2017年的流入状态转变为了2018年的流出状态。

《京津冀发展报告(2021)》提醒,京津冀在产业链对接过程中面临“谁主导谁牵头”的问题。每个地区都想做产业链高端部门,发展基础薄弱的地区激进式地发展高端产业,不愿为优势部门做服务配套。京津冀三地都想在产业链中拥有话语权,而如果一方作为主导部门,另外两地在后期也会表现出一些消极行为。

中国信通院发布的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》显示,京津冀地区GDP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。2018年京津冀GDP占全国9.5%,到2020年变为8.5%。去年,天津市的GDP总量跌出全国前十,河北则从2014年的第七位排名跌至第十三位。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。